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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创新与应用在线论坛(16)关注大宗商品的供应链优化升级

发布时间:2020年07月13日10:39 中物联采购与供应链专业委员会

7月11日,由商务部市场建设司指导、中物联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学术支持的“供应链创新与应用在线论坛”第16场活动,由中国物资储运集团副总裁、中国物资储运协会会长李勇昭分享“对大宗商品供应链优化升级问题的思考”。商务部等有关部委代表、全国各地供应链主管部门代表、企业代表,以及院校和研究机构代表400多人在线参与。

论坛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总结,中物联采购与供应链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胡大剑主持。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冯耕中教授参会点评。

胡大剑介绍,当前的大宗商品行业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货物贸易,也不仅是金融市场的期货和现货交易,而是全流程全链条的竞争。从国家层面上,大宗商品供应链的控制权影响经济安全。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是大宗商品的全球最大买家。但是中国在很多关键的品类上严重依赖进口,比如铁矿石、石油和大豆,对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构成潜在风险。从企业层面上,全流程的纵向供应链是大宗商品定价权的关键,是企业核心竞争力。

李勇昭认为,以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伴随中国巨大的c端消费市场,让消费品供应链体系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和升级,涌现出了像淘宝、京东这样的消费品供应链平台企业巨头,提高了c端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和生活质量。然而,中国虽然有门类齐全、数量众多的生产制造企业,在大宗商品相关生产制造领域的份额基本达到全球的50%以上,中国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领域还处在一种自发组合的阶段,尚未出现一个众望所归的能够代表先进大宗商品供应链协同服务平台的企业。在大宗商品领域,拉动这个行业运行的是大大小小的企业。如果论交易单数和交易频次,大宗商品市场远不如消费品市场;但如果论消费量和采购额,则是消费品市场不可比拟的。

服务于“大宗商品”与服务于“消费品”的物流、商贸、金融等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有不同痛点、不同问题,有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尤其是两类商品物流服务的差异性更为明显,如仓库方面,在选址、规模、结构、服务功能、硬件设施、技术条件等都有明显不同。应区别对待服务于“大宗商品”的物流与服务于“消费品”的物流,不能对发展相对靠前的消费品物流模式进行简单复制。此外,大宗商品是我国生产领域依赖的基础,与之密切相关的企业多为大型国企,且体量巨大,要考虑全社会的整体效率,不能像消费品市场那样仅凭创投类企业的力量,或靠纯粹市场化的手段推动供应链的变革,而应从国家层面上予以综合考虑。

李勇昭从业务的角度,将大宗商品分为12大类,分别为:矿石类,石油、煤碳、天然气,天然橡胶、合成胶,塑料、液体化工,有色金属的锭、坯、材,钢铁的锭、坯、材,木材、纸浆,大豆、食用油,粮食,棉花、棉纱、纤维,糖,肉类。其中,粮食、棉花、糖、肉,因事关民生,国家已经分别建立了储备制度,对石油也在不久前建立了储备制度,但对于这类大宗商品,在操作层面上有诸多需要按照供应链思维进行优化改进之处。橡胶、有色金属方面延续性地保留了少部分储备制度,但时过境迁,老的储备制度已不合时宜,需要重新研究,进行顶层设计。对于还有没纳入储备制度或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其它物资,应在新的顶层设计时予以考虑。他认为,这12大类商品就是中国制造业的粮食,是稳定生产制造业、保障社会民生的物资财富,是我国社会重要的物资基础。将这12大类的供应链解决好,生产领域里的供应链服务问题也就基本解决好了。

李勇昭认为,要解决大宗商品的供应链问题,应着眼于两方面:一是安全,二是效率。安全在大宗商品领域是指交易过程的安全和交易以后能兑付货物,以及如果涉及到违约问题能够得到相应处理。因为大宗商品涉及的都是B端,交易量大,交易额很高,大多是先有合同,后有支付,然后才完成货物的送达兑付。如果在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多个环节受影响。效率在大宗商品领域更多的是指计划性落实得如何,即是不是能按事先的约定兑现。

要提高大宗商品供应链在贸易环节、物流环节、金融服务环节的运行效率和协同效率,优化升级供应链服务,最好的方式是打造一个多种服务功能协同发挥作用的生态化聚合平台。平台服务功能包括物流服务、贸易服务、金融服务、数据服务等。其中,物流服务是依托,贸易服务是动力,金融服务是助力,数据服务是信息技术提供支撑时积累和处理的数据产品。平台结构可以按上中下3层衔接的结构设计。处于上层的是供应链协同服务平台;处于底层的是智慧物流部分,包括智慧运输和智慧仓储;处于中间层起枢纽作用的是电子仓单、电子提单(供应链服务提单)。这些电子单据产生和运行均依赖于特定的软件系统,其效力须有法律法规或行业标准等支撑。大宗商品供应链协同服务体系可以在有效控货的基础上实现存货人的信用传递,支持贸易环节和金融服务环节的安全运行,保证权利人持单提货时的可兑付,让大宗商品的供应链运行更规范,更安全,更高效。

李勇昭例举了中储和京东数科合作研发的产品“货兑宝”,这是结合了中储的仓储实体网络、行业经验、客户关系、行业中的被认可度,以及京东数科在超级账户、支付结算、企业征信、电子合同、区块链等方面的技术优势而构建的一个大宗商品供应链协同服务平台。“货兑宝”的特点就是“保兑货”。这个供应链协同服务体系的底层是中储的智慧仓储体系,衔接了中储智运系统。中间层是中储的电子存货凭证管理系统,即电子仓单系统。未来还可以扩展到供应链提单系统。再上面的一层就是供应链协同服务平台(面客窗口)以及链接进来的金融服务系统。金融服务平台将与尽可能多的金融机构的服务系统对接。如果进展顺利,下周就可以完成首单区块链仓单融资业务。这个产品实现了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在原有模式上的优化创新。

李勇昭认为,大宗商品领域里的大企业应该在供应链优化升级方面有所作为。生产制造类的大企业应建立直营式的大宗商品供应链协同服务平台。从事大宗商品仓储物流业务的大企业应积极打造社会化的大宗商品供应链协同服务体系。大企业与大企业之间,尤其是央企与央企间还应构建行业统一标准与业务合作的机制。

李勇昭建议在宏观层面上打造一个国家级的大宗商品供应链协同服务平台,先重点解决好大宗商品国内供应链活动中的交易安全和交付安全、金融服务安全、数据安全等问题。过程中形成的商品编码标准、业务流程标准、业务单证标准、信息技术接口标准,形成的纠纷处理典型案例及裁判依据等非常重要。国家级智慧仓储物流服务体系和国家级网络货运服务体系的建设,是支撑这个大宗商品供应链协同平台良性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有关方面还应当从供应链的视角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制度和办法。对自营化物流体系和社会化物流服务体系,都要有促进发展的措施和办法。这个国家级平台的建设,企业是最重要的主体,但也需要行政资源和社会力量在尊重市场法则和经济规律的基础上给予必要的支持。


专家点评


洪涛

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今天中储集团的李勇昭副总经理《对大宗商品供应链优化升级问题的思考》讲的很好,给我们介绍了中储集团大宗商品供应链情况和优化升级问题,探讨了大宗商品企业如何实现供应链优化升级,打造国家级大宗商品供应链协同服务平台的关键问题。中储集团在物流主导的供应链物流服务、金融服务、交易服务、数据服务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特别是与京东数科合作创新的三层设计模式对我来说有很多启发。

第一,“大宗商品供应链优化升级”是当前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中国对全球GDP的贡献率逐年提高,2018年贡献率为28.1%,2019年贡献率为30%,中国的出口量较大、销售量较大,中国很多企业全球市场的份额很大,但是,在竞争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供应链的主导力量还未充分显示出来。

第二,全球化进入新时期,单个企业的竞争时代已经远去,进入到一个供应链与供应链竞争的时代。只有提高供应链的竞争力,中国才能由生产、贸易、消费向“强国”迈进。中国现在已初步成为了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还需要进一步增强供应链竞争力,需要尽快形成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地位。

第三,在新冠疫情期,供应链面临着新挑战。供应链是多种资源的协调发展,需要相对稳定的供应链,但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如何提高全球供应链的能力,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新问题。

第四,当前中国大宗商品有12种类型,每一种类型都有相应的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但对全球大宗商品定价能力、全球供应链的主导力量仍然没有显示出来。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重视交易市场数量和交易形式,而不重视供应链的模式创新。从2013年开始,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数量逐渐增加,从2013年的538家增长到2019年的2400多家,其中农产品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2013年是161家,到2019年是700多家。国家对大宗商品电子交易进行整治,整治批准后的一些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倒不知道怎样运营了。在当前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大宗商品交易领域应更重视供应链的模式创新。比如李勇昭副总经理介绍了中储集团打造国家级“大宗商品”供应链协同服务的“大型物流企业主导”的供应链模式创新,通过提供物流服务、贸易服务、金融服务、数据服务等多种协同作用,对企业和市场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物流企业主导型供应链,以及制造业主导型供应链、进出口企业主导型供应链、农业组织主导型等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主导平台经济,如何发挥平台自身的作用,将供给和需求、交易和金融有机融合起来,非常重要。

二是大宗商品领域的一些传统服务企业还是以“我”为中心,是供给型的供应链——推式供应链:“我”有什么服务,就向客户提供什么服务。在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应该转变观念,由过去的“推式供应链”转向“拉式供应链”,即市场和客户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就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甚至通过供应链整合和协同各种市场资源,提供各种各样个性化的、精准的服务,去满足市场和客户的需求。

第五,在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企业要加快数字化供应链建设。2003年的SARS促进了电子商务的成功,17年后的新冠疫情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期间,数字化转型完成较早的企业不仅没有受到损失,反而交易和利润实现成倍增长。大宗商品交易的企业或市场要加快数字化转型,要做到:经营产品的数字化、交易的数字化、物流配送和供应链的数字化、交易结算和网络金融的数字化、各种网上网下融合场景数字化、此外还有进出口贸易与管理数字化、各种应急管理的数字化、以及各种社会管治的数字化。只有加快数字化转型,才能够真正创新发展供应链。

我将数字化转型归纳为三句话:“一切业务数字化、一切数字业务化、一切业务用数字来说话”。中储集团与京东数科的合作,作对于传统企业、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升级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冯耕中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西安企业家学院院长,教授

 

大宗商品是产业链的源头,大宗商品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仅对国民经济的运行有很大的影响,其价格的波动以及商品供应情况对消费环节的影响也非常大,可以说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前几年,商务部委托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发展规划工作中,中物联对我国大宗商品制定了分类,如果与李总分享的内容结合起来看,可能会有更多认识。

对李总分享的话题,我有以下三点体会。

一、我国大宗商品领域没有供应链协同服务平台的龙头企业,与大宗商品的特性有关。首先,大宗商品具有金融属性,其价格波动非常大,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运行规律和普通商品不一样,大宗商品电子商务的发展也与消费品市场不同。在过去20年的企业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重大的风险事件,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其次,互联网金融平台在应用互联网发展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重大风险事件,影响了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第三,就是刚才李总谈到的,平台的发展,需要加强对实物的管控。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处理和控制以上问题,未来大宗商品领域才能有较好的发展。

二、供应链运营管理中的供应链风险和产业链协同发展,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我们进入到全球供应链的时代,因为社会分工,中国企业与国际企业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下,供应链的风险就突显出来。如日本地震,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等事件就暴露出了供应链的风险问题。这些事件虽然对全球经济影响很大,但是它们只是局部性的风险,今年的新冠疫情对全球来说是一种全局性的风险,影响可能非常深远。企业、行业协会以及政府部门在推动经济恢复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供应链风险问题。

此外,我认为在疫情之下,某一个环节或某一个企业的复工复产并不能解决经济问题,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才是核心。如果产业链协同做不好,某一个企业自身再强大,也会受制于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配套而不能够实现好的发展。

三、对大宗商品行业和企业的发展,我有三点建议:

一是希望大家关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变化格局。大家可以看到,由于疫情的爆发,中国与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将使全球供应链体系发生变化,也会带来市场格局的变化,对每个企业的生存和未来发展都会产生巨大影响,我们应该从更宏观的视角去审视和关注。

二是后疫情时代,应加强产学研的结合,探索和推广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商业模式的成功经验。我们国家新基建的核心是数字化转型,这给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如果在商业模式方面有了突破,就有望出现大宗商品世界级的企业。

三是围绕大宗商品供应链的发展和优化升级,不断研究和推进金融配套服务。众所周知,大宗商品具有金融属性,如果能围绕大宗商品供应链,运用大数据加强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助力和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蔡进称赞李勇昭的分享,对如何看待大宗商品供应链、如何创新大宗商品供应链方面有很深刻的思考;两位专家的点评也很精彩,他们对大宗商品供应链创新和发展的一些看法具有前瞻性。

蔡进认为,大宗商品供应链是我国供应链创新发展的一个痛点,也是重点、难点,还是未来供应链创新过程中间的关键点。大宗商品对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国际贸易、金融稳定,都非常重要。大宗商品供应链不仅是市场模式的转换问题,而是发展模式的转换问题。当前我国大宗商品供应链的痛点是大而不强:一是缺乏有效的供应链发展模式,生产组织方式相对落后。二是大宗商品贸易没有形成系统的服务体系和有效的价值链。三是对市场资源的把握较弱。

蔡进指出,要做好大宗商品的供应链,首先要进行资源整合,在大宗商品资源方面把握主动权;其次,是要有物流资源的保障;第三,要做加工配送,提升服务水平和能力;第四,要构建大宗商品供应链协同服务平台,实现全方位全流程的协同;第五,要运用技术手段规避利用大宗商品金融属性开展供应链金融服务的风险;第六,要以技术创新支持大宗商品全产业链发展和供应链管理;最后,大宗商品的供应链发展应上升到国家层面,通过政策来保障和支持。

蔡进强调,大宗商品供应链创新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安全和效率,在安全的基础上控制成本,提高效率。大企业要担当起创新发展大宗商品供应链的重任,整合产业链资源,形成强有力的保障大宗商品安全运行的供应链协同服务平台。 


责任编辑:中物联采购与供应链专业委员会